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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友：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 |
| 中国转移支付整体上并不具有协调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的作用。因为在控制了区位、经济水平等因素影响后，无论是对财政竞争工具的直接效应，还是通过影响反应函数斜率对财政竞争工具的间接效应，中国转移支付机制都在整体上强化了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尽管作为中国转移支付重要组成部分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有显著的弱化效果，但所占比重较低，无法从整体上矫正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阅读全文及相关文献] |
| 汤玉刚：资本化、财政激励与地方公共服务提供——基于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 |
| 本文旨在验证公共服务资本化的时序特征。这一时序特征与地方收入制度相结合，对地方公共服务提供激励产生了重要影响。35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表明：交通基础设施能够在土地出让之际资本化到出让地价中，而更多种类的公共服务能够在住宅销售环节资本化到房价中。这一结果解释了地方土地出让收入模式下的公共支出结构偏向。改革、完善以土地租税为核心的地方自主财政收入体系，有利于理顺地方公共品提供的财政激励。[阅读全文及相关文献] |
| 佟新：城镇双职工家庭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基于2010年中国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 |
| 以2010年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研究城镇双职工家庭家务劳动状况，发现现阶段我国家务劳动量大幅度减少，城镇双职工家庭的家务劳动依然主要由女性承担，女性做家务的时间是男性的2.4倍，但出现了约三分之一的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的出现受劳动性别分工的平等观念、配偶的情感投入、家庭生命周期的特殊阶段和夫妻间"去社会交换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呈现明显的性别差异。[阅读全文及相关文献] |
| 谢立中：当代中国的自杀率：话语之争的一个案例 |
| 对于当代中国人的自杀率，不同的研究文献提供了非常不同的一些数字。由于我们对于这些原始数据的"正确性"以及不同作者对原始数据进行调整和修订时所用方法的"正确性"难以作出绝对的判断，因此，对这些作者所提供的不同自杀率数字的"正确性"，我们也无法作出绝对的判断。我们只能将其视为文献作者在一些特定前提条件下所完成的一些关于当代中国人自杀率的话语建构。[阅读全文及相关文献] |
| 周黎安：省管县改革、财政分权与民生——基于“倍差法”的估计 |
| 运用全国省市县1999—2010年的面板数据和"倍差法"，本文系统分析了省直管县改革对财政分权和民生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改革显著提高了县级财政分权水平，降低了市级财政分权程度。就民生而言，改革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县中学在校生比重，增加社会福利院床位数。更重要的是，改革的影响具有一定持续性。[阅读全文及相关文献] |
| 周业安：教育资源、教育政策对城市居住用地价格的影响——基于北京市土地市场的数据分析 |
| 整体来看，在小学、初中及高中三者中，只有初中地块距离成为影响其价格的重要因素，这表明事实上不仅仅是教育资源的距离便利性，更重要的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前提下北京市义务教育制度规定的就近入学政策促使教育资源对土地价格产生影响；优质学校所建分校及知名高校附属学校的名校效应会使土地价格有明显提升。[阅读全文及相关文献] |
| 王学龙：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之变迁趋势与原因 |
| 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性在60后、70后与80后群组间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即60后代际流动性最高，70后代际流动性最低，80后代际流动性居中。教育是影响职业阶层的最重要因素，其重要性随时代演进而增强。教育不平等效应对不同年龄群组的代际流动性变迁具有重要影响，尤其对70后代际流动性的下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阅读全文及相关文献] |
| 潘珊：中国税收政策的福利成本——基于两部门结构转型框架的定量分析 |
| 政府对经济主导部门——非国有部门的税收会对经济产生影响，而对国有部门的税收则无影响。从长期来看，政府对非国有部门的税收降低了平衡增长路径上的消费和资本存量；从短期来看，政府永久性提高对非国有部门的税收会刺激消费，但同时也抑制了投资。[阅读全文及相关文献] |
| 陈云松：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与社会融合 |
| 基于中国社会调查(CSS2011)和相关城市统计资料，分析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以及城镇化中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与城镇户籍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发现：在收入方面，人口城镇化率的上升对“进城农民”的影响，虽与“城里人”无明显差异，但在社会保险、文化生活、心理接纳及身份认同等方面却显著低于"城里人"。这种“进城农民”与“城里人”之间的不平等，会促使原来农村与城市的老二元结构转化为城镇内部户籍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新二元分割，从而阻滞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融合。[阅读全文及相关文献] |
| 宫汝凯：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电力行业增长：1999—2010 |
| 本文采用1999—2010年的中国分省面板数据，从市场竞争、产权改革和管制政策三个维度系统地考察经济体制改革对电力行业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竞争和产权改革对电力行业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管制政策对行业增长具有正向效应，但其显著性因政策类型而异；经济体制改革对电力行业增长的贡献率为9.37%，且随着改革的推进而递增：由1999—2004年改革初步阶段的7.20%，增加至2005—2010年深化阶段的10.67%。[阅读全文及相关文献] |
| 张杰：中国创新补贴政策的绩效评估理论与证据 |
| 中国情景下政府创新补贴对中小企业私人研发并未表现出显著的效应。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程度，会影响到中国情景下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私人研发的作用效应。在那些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程度越弱的地区，政府创新补贴政策越能促进企业私人研发的提升。[阅读全文及相关文献] |
| 邓大才：产权单位与治理单位的关联性研究——基于中国农村治理的逻辑 |
| 产权与治理存在很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通过单位来体现和衡量，因而也可以通过单位来进行深度考察。产权单位与治理单位的关联性主要体现为对称性：对称性强，产权、治理的绩效相对较好；对称性弱，产权、治理的绩效则相对较差。单位的对称性主要由结构的均衡性、层级的对等性、规模的适宜性、边界的完整性、职能-权利的对应性及单位形成的内生性六大因素决定和影响。[阅读全文及相关文献] |
| 刘德寰：“七八月”的孩子们——小学入学年龄限制与青少年教育获得及发展 |
| 本文从微观层面研究现行小学入学制度对出生截止日期的规定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现象。研究表明，按规定正常入学的青少年群体中，7-8月出生的青少年在自我建构、日常学习层面与9-10月出生的青少年相比，存在明显的相对年龄劣势与适应性危机，11-6月出生的青少年表现居中。这种效应强势到家庭经济社会地位都无法产生有效的抑制作用，是一种难以逾越的"七八月陷阱"。[阅读全文及相关文献] |
| 余华义：城市化、大城市化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变动 |
| 文旨在研究城市化及其不同路径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本文证明城市化率、城市密度和人口大城市化率提高对地方政府规模有正向推动作用，且人口大城市化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高于单纯的城市化。产出大城市化率变动对地方政府规模有U型影响。中国大城市化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高行政级别城市的膨胀实现的，产出大城市化率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受人口大城市化率的影响。[阅读全文及相关文献] |
| 王小龙：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与基层政府税收竞争 |
| 本文使用中国省级与县级财政经济统计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对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与县级政府税收竞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财政"省直管县"使得县域工业企业实际有效税率显著降低约0.45个百分点，而且从动态角度看，该项改革的效应具有持续性。[阅读全文及相关文献] |
| 黄荣贵：多渠道强干预、框架与抗争结果——对40个拆迁抗争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
| 本文结合中国政治的特点提出理解抗争成功的探索性分析框架。文章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2003-2012年40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拆迁抗争案例进行系统的比较。结果表明，中央干预与央媒支持性报道并存的"多渠道强干预"是抗争成功的充分条件，而"多渠道强干预"则取决于有利的制度环境和抗争者的多重混合框架化策略。[阅读全文及相关文献] |
| 陈慧荣：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技术与制度：以上海市A区城市综合治理“大联动”为例 |
| 文章以上海市A 区城市综合管理和应急联动机制为案例，探讨信息技术应用和工作流程改造是如何重塑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模式的。研究发现，有效协同制度产生的关键是协同条块部门的理念和利益，构建广泛的理念共同体和利益联盟。只有当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理念和利益共同体拥护制度创新时，一项推进整体利益的制度创新才能推出、持续和巩固。[阅读全文及相关文献] |
| 耿曙：远近高低各不同：如何分辨省级领导的政治地位？ |
| 根据对各省领导在任及后任的"党内身份"的梳理，作者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指标，考察每一职位的实际权力大小，帮助辨别同级别官员的政治地位。结果发现，在"[正]省部级"此一行政级别内，存在一些虽非正式但相对稳定的职务层级，这对理解中央调动省级领导人提供了新的思路。[阅读全文及相关文献] |
| 聂辉华：政治周期对反腐败的影响——基于2003～2013年中国厅级以上官员腐败案例的证据 |
| 文章收集了2003~2013年中国352个厅级以上官员的腐败案例。通过计量经济学分析发现，全国和地方"两会"或春节等政治敏感时期，反腐败力度显著减弱。此外，从中央直接调任纪委书记的省份，或者媒体曝光度越高的省份，政治周期对反腐败力度的影响越是显著。[阅读全文及相关文献] |
| 陆铭：破解效率与平衡的冲突——论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 |
| 在经济集聚发展已经成为全球趋势的背景下，要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区域平衡，有两个选择：一是在劳动力流动不充分的情况下，通过转移资源的“动钱”方式来实现地区间经济总量的平衡；二是消除各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动人”和“动钱”相结合，同时实现经济集聚和人均意义上的区域平衡。[阅读全文及相关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