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

　　[内容提要]作者的主旨是研究冷战时代中国两次对外战略决策——与苏联结盟并参加朝鲜战争、与美国建交并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联盟”与局部战争之间的关联以及对外战略决策与中国国家战略转变之间的关联。依据对中国行为及其后果的观察，首先，中国的战略决策至少展示了两个共同的目的：一是绝不允许敌对国尤其是大国的军事力量过度靠近中国边境地区，以降低安全威胁和提升安全感；二是坚决地抑强扶弱，主动塑造地区内部的均势，保持影响地区形势的有效杠杆。其次，中国对外战略决策同国家战略的两次重大变化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两次“联盟冶和局部战争都伴随着中国领导人对国家战略的探索、确立或根本性调整，它们是国家战略得以确立——包括获得足够的认同和统一思想等——的至关重要的条件。研究这两次有较高相似性的对外战略决策对构建中国的战略决策理论具有特殊的价值。

　　[关键词]中国对外战略；联盟；朝鲜战争；战略决策；冷战

　　本文的主旨研究冷战时代中国两次对外战略决策中，联盟与局部战争之间的关联，以及对外战略决策与中国国家战略转变之间的关联。所谓对外战略决策包括两个，其一是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结盟和随后不久出兵朝鲜，在境外打了三年多的大规模局部战争。其二是1979年1月中国与美国建交，2月中旬即出兵越南，在境外打了29天中等规模的局部战争。需要说明的是，1962年秋冬发生的两阶段33天中印边界战争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其经验对中国局部战争中军事谋划的影响甚至超过抗美援朝战争。例如对越作战的战略谋划（避免超级大国介入）和军事谋划（速战速决速撤、避免境外长期消耗作战）等等，更多的是汲取对印作战的经验。由于本文的主旨是探讨中国战略决策中对外战争同联盟的关系，而对印作战导致的中长期结果之一是中国选择在冷战中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故它不作为分析对象。

　　使用“联盟”是为了简练一些，它不是专指寻求结成军事同盟的行为，而是指代与苏联或美国建立“战略关系”，即决定中国对外关系全局和基本安环境、军事安全占至关重要地位并对国家战略有根本性影响的关系，除非出现国家战略转变或世界性的大事变，通常都难以逆转。建国初的中苏关系相对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中国曾经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条约，中苏关系的战略性质是毫无疑问的。中美因为没有过军事条约，并被认为是因为存在结构性矛盾而龃龉不断，所以是否具有本文所说的战略性质有些含混不清。本文的立论奠基于确认中美关系是战略性关系，事实上当年的中国领导人就是这样定义的。

　　一，问题的提出与意义

　　首先是联盟同局部战争之间是否存在因果或者说是互动的关系。中国三次对外局部战争中，有两次与同美苏联盟或敌对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战争与联盟之间有明显的互动。另一方面，无论对动机、过程等等如何评价，中国在冷战时期的三场大规模局部战争都对塑造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起了极大的作用。如果依据对中国行为及其后果的观察，可以说中国的战略决策至少展示了两个共同的目的。其一是绝不允许敌对国尤其是大国的军事力量过度靠近中国边境地区，保持一个缓冲地区既是为了降低安全威胁和提升安全感，也被认为是有友好诚意的象征；其二是坚决的抑强扶弱，主动塑造地区内部的均势，保持影响地区形势的有效杠杆，当然这还有利于展示反对恃强凌弱的道义形象。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联盟与战争同中国国家战略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两次联盟和局部战争之间的互动关系固然相当复杂，更重要的是联盟和战争都伴随着中国领导人对国家战略的探索、确立或根本性调整。这里所谓的国家战略是指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综合，即国家生存、安全和发展的根本之道，换句话说就是决定中华民族的存亡、兴衰和荣辱的根本之道。同样，不论两次战略决策的动机和过程如何复杂，客观上都与国家战略的根本转变是同步的。例如，与苏联结盟是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的，同中国选择苏联模式建国和实现现代化是同时进行的。中美建交是在1978年11月-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确定的，中美战略关系的形成是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同步的。要证明国家战略与对外战略同时发生的两个进程之间相互没有影响或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乎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60年间出现过两次。

　　事实上两次重大决策过程中，都伴随着国内政治动员和广泛激烈的思想交锋，最终的结果都是国家战略被联盟与局部战争推向一个方向特别是最终定格。而且在战争之后的10年，通常都会出现内政与外交十分协调一致的时期，如1949至1959年，以及1979至1989年（和以后很长时间），这种现象也是不能忽视的。答案包含在本文的目的之中，即试图论证这两次战略决策既是国家战略选择的结果，也是国家战略得以确立——包括获得足够的认同和统一思想等——的必要条件。国家战略的两次根本性转变同两次重大战略决策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

　　总而言之，两次联盟与战争既对中国世界地位、安全环境、对外关系布局、东亚地区形势等等，均造成了历史性的影响，也对中国的国家战略造成了历史性的影响。这里所谓历史性的影响就是指如无国内全局性或外部全局性的重大事件发生，中国的战略指导和战略布局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任何人为的逆转努力都必定是徒劳无功的，于国家则是途耗资源。

　　中国两次重大战略决策的基本背景都是冷战，不同的是中国选择了不同的盟友。中国领导人通常是根据自己对冷战时期世界政治本质的理解和对特定时期世界战略形势的估计，选择美苏作为敌人或盟友，然后将他国对自己的敌人的态度当作标尺来决定亲疏远近，简言之就是“以美划线”或“以苏划线”。这种冷战的划线思维影响极为深刻的，现在仍可强烈感受到。

　　冷战是美苏之间的对抗，但其他角色尤其是中国的战略决策，同样有力的塑造了东亚冷战的重要形态。中国实际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和塑造环境的空间的。对历史规律的必然性的笃信和官样的叙述严重限制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思想创造力，也造就了一种宿命式的学术思维方式。这需要通过对冷战时期中国的战略决策的研究来界定和改变。

　　所谓中国的战略决策塑造了东亚的冷战，并不仅仅是指战略格局、战略环境和大国的均势。冷战区别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特征是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他们都认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代表了世界的未来，所以都特别热衷于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并不惜为此对外发动战争。但是，他们能否如愿只部分取决于他们的权力，在主要国家和很多情况下，则取决于其他国家政治精英的选择。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曾经有过曲折，每一次重大决策不仅仅伴随着结盟与战争，而且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并因此对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形成巨大的冲击。

　　这里究涉及到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即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是同一代人，面临同样的问题，并且都有异乎寻常的使命感，都想把中国建成世界一流的伟大国家；不同的是两个人选择了非常不同的路径，做出了不同的决定，包括不同的联盟和基于不同战略动机的局部战争。历史其实就是历史人物的宿命。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命中注定要有一种担当，在关键时刻必须要代替很多人做出选择，他们会把自己的个性和气质灌输到国家战略中去。

　　二，中苏结盟与出兵朝鲜

　　毛泽东与斯大林或者说中共与苏共这两者谁更想结盟，学界并没有直接提出或回答这个问题。可以确定的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首先和主动提出夺取政权后应该与苏联建立紧密的关系，并站到社会主义阵营一边。1947年的春夏，在中共军队开始战略反攻的时刻，毛泽东就向斯大林提出访问莫斯科的要求，中共中央亦在党内进行思想准备。斯大林这时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确切动机，也没有考虑过中共掌权后双方建立何种性质和程度的关系。直到1948年春季，斯大林才开始关注中共的发展，并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与中共的关系。他的态度变化一方面是因为中共军队在内战中正取得主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欧洲紧张局势加剧、特别是爆发了柏林危机。

　　中共中央密切与苏共中央的关系发展既不顺利，也不迅速，而且中共在东北与苏联的合作尽管不断加强，各种矛盾也不断出现，相互信任有待提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1月底到2月初米高扬访问中共中央驻在的河北西柏坡。米高扬是苏共政治局委员，他密访西柏坡是因为斯大林在确切了解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之前，仍然不愿意贸然在莫斯科接待毛泽东，尽管后者将成为新中国领导人这一点已经足够清楚了。这足以证明斯大林对中共中央的不信任，尤其是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与苏联决裂后不久。

　　此前中共领导人讨论和分析对苏政策的过程和内容等并不清楚，毛泽东访苏的目的也不是很具体。在1948年4月26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说他打算用大约1-3个月的时间出访，包括到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看看“人民阵线”等。1948年初，苏南关系破裂，斯大林将南共踢出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中共中央当时未必清楚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不过苏南关系破裂对他们的世界观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强化了对他们对两大阵营的对抗和苏联阵营内部的关系准则的已有理解。11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署名为刘少奇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长文章，指出世界上出现了分别由美苏领导的两大阵营，所有国家不是被纳入美国阵营，就是站在苏联阵营，“实行中立，是不可能的”；对于中共，联合苏联还是联合美国是“爱国与卖国的界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不论哪个民族是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这种逻辑很快体现在中共领导人与米高扬的会谈中。

　　目前公布的档案证明，是毛泽东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首先提出与苏联缔结条约的。双方会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不过中共将与苏联签订同盟条约并不是因此而出现的。当时中共领导人更关心两党关系，他们担心会被排除在苏联领导的国际共运之外，因为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并没有给中共留下席位，而且风传斯大林对中共疑心颇重。所以，在同米高扬谈到1945年中苏条约时，毛泽东顺便提出与苏联订立新条约。他说中共“壮大以后”苏联就可以从东北走了，“那时”双方可以签个类似“苏波条约的苏中互助条约”。斯大林未对签约问题做任何回应，中共领导人也可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1948年间，随着东西方关系紧张，苏联与中东欧国家兴起一波缔结条约的热潮。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更多的是想表明，中共愿意效仿东欧国家与苏联建立紧密关系。

　　米高扬的密访除了与中共领导人就未来中共政权的内外政策展开讨论并达成多项共识外，还为中共领导人对冷战和苏联阵营内部关系的观念中增加了新内容。米高扬在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谈中就馈赠了“马列主义者”的桂冠，特别是他明确肯定，“中国经验的总结对亚洲国家革命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米高扬还建议应建立一个以中共为首的亚洲国家共产党情报局，以便协调亚洲的革命运动。

　　中共领导人对世界政治和中国革命的世界地位的看法的确受到米高扬此类言辞的直接影响，后者的那些谈话可以说是中共领导人形成亚洲革命中心和领导者的认同的开端。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共领导人已经在谈论未来中共在东亚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毛泽东在3月13日总结报告中很明确地说，中国革命是20世纪可比肩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夺权、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他这时还是谨慎的，不赞成将他的思想定义为“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他说应考虑斯大林的威信、其他国家是否接受中国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当前“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可以运用到其他国家的经验，自然会有人运用的”。毛泽东此后的确与斯大林探讨过建立共产党东亚国家局的问题。

　　当年夏天，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向斯大林清楚表达中共中央希望，建国后通过重新签订条约的方式与苏联结盟，但是没有得到斯大林的明确回应。他在向斯大林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三种供选择的方案：第一是保持1945年的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第二是废除1945年的条约，重订新条约；第三是两国政府换文，说明暂时维持1945年条约的现状，准备在适当时机重签新约。刘少奇同时还提出了外蒙古和战后苏联从东北搬走的厂矿设备的归属。斯大林对签订新条约的原则、时间和有关的具体问题等均未表示明确的态度。刘少奇秘密访苏是中共迈出与苏联结盟的第一步，而1945年中苏条约的存废则成为结盟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斯大林这时不打算为世界革命理想放弃苏联获得的利益，但他还是要利用这个理想来影响中共中央的政策。他亲自向刘少奇阐述了他的大革命史观，即世界革命的中心曾经从欧洲移到俄罗斯，“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所以中共的“责任更大了”，“应对于东亚各国的革命应该履行你们的责任”。他建议组织有苏联参加的“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刘少奇表示慨然接受，还专门提交了题为《关于东亚民族解放运策略问题给斯大林的报告》，以表示正肩负起重任。显然，与苏联结盟为中共领导人建构起一种新认同，他们相信从此要承担起领导东亚革命的历史责任。这种认同反过来推动他们更执着的追求结盟。

　　中共领导人与苏结盟同他们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建国，是互相促进、互相强化的，这对新中国的国家战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刘少奇在苏联访问40多天，与斯大林正式会谈4次，加上其他各种会见也不超过十次。其余时间里，刘少奇走访了苏联政府各部门和一些企业等。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220名苏联高级经济干部和工程师，而且怀揣着苏联模式。这当然不是偶然的顺便为之。6月30日，刘少奇前往莫斯科之时，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建国后就“一边倒”向苏联。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战略选择是建立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之上的，文章的逻辑贯穿着对苏共建国的思考与总结。毛泽东最重视的列宁著作之一是《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多次要求中共干部认真学习。他从书中发现，中共的兴起同苏共相似，都“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是苏联那边“一声炮响”送来的；他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也极为相似，都发生在落后的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则更落后”。但是，中共按苏联模式建国的条件要比当年列宁好的多，“我们有国际的援助，特别是苏联的援助，十月革命时的苏联，没有另一个苏联援助他的”。列宁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尚可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中共有苏联做盟友，就更有信心获得成功。

　　可以说中共领导人主动选择同苏联结盟，也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是按照苏联模式迅速实现革命理想的主要外部条件，这甚至是他们结盟的更主要的动力，至少对毛泽东本人是如此，此刻在他心中其实是没有其他选择的。他阐述“一边倒”的逻辑决定了他不会选择“新民主主义”道路，中国不仅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应该比苏联走的更好更快。毛泽东在1950年代末试图通过大规模群众动员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跨越式发展，以及后来同苏共殊死论战到底是谁掌握了列宁主义的真谛，其根源也在这里。

　　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即访问莫斯科，迈出了与苏联结盟的最后一步。他是带着义无反顾的心情走进克里姆林宫的，他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就是要在废除1945年条约的基础上缔结新条约，同苏联结成军事同盟。他认为在中共在“走俄国人的路”和在东亚承担国际义务时，斯大林能为中国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和与美国对抗的外部条件，即为了打破美国封锁就要“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对我愈有利”。毛泽东在12月26日第一次见到斯大林便声明：“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他明确使用“友好同盟”这个词来界定未来的中苏关系，并说“这是符合双方利益的”。苏联方面原打算按照同东欧国家签约的惯例，使用“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后来苏联外交部在最后确定的条约文本中加入“同盟”两字，以满足中方的要求。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与一个世界强国缔结军事同盟条约。

　　中苏结盟对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出兵决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毛泽东等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讨论过支援印支革命运动和朝鲜局势，中苏结盟强化了他们支援东亚革命的义务感，也强化了他们对美国威胁的认知。建国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即公开宣布愿意积极支援亚洲革命运动。中苏结盟则强化了他们对境外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从莫斯科回到北京。10天后，刘少奇即起草了支援东亚革命的党内指示，说“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中共应给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等“兄弟般的帮助”，“详细的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不能表现出“冷淡和骄傲”。这是中共领导人决定承担领导东亚革命之重任的标志，这很快在朝鲜问题上表现出来。

　　从1月中旬开始，斯大林背着毛泽东同金日成商讨北朝鲜的军事计划，因为毛泽东此前一再表明不赞成北朝鲜主动向南进攻。4月10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秘密会见金日成，双方就北朝鲜将发动军事进攻达成一致。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向毛泽东报告苏朝决定，他希望中国同苏联一样给予支持。周恩来当天紧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要求确认斯大林本人是否真的同意金日成的计划，毕竟斯大林曾当面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斯大林来电告诉毛泽东，“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决定支持金日成的计划，不过“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这时毛泽东还有机会否决金日成的冒险，但他没这样做。直接的原因是金日成和斯大林都有必胜的把握，特别是金日成表示并不需要中国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是没有多少反对理由的。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苏联、北朝鲜和中国是东亚革命共同体，所以中国不能不与苏联和朝鲜保持一致。结果是中国领导人错失了阻止金日成的机会。

　　北朝鲜的进攻很快被证明是一场灾难性的军事冒险，金日成在面临灭顶之灾的关头，按照斯大林指示于9月30日向毛泽东发出请求中国出兵的电报。中国领导人一个月前就大致断定北朝鲜正输掉战争，实际上他们一开始就对战局有很深的忧虑。到8月31日，解放军第13兵团领导人邓华、洪学智和解方等四野战将联名提交了一份战略分析报告，明确断言北朝鲜“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的机会已经过去，战争已经走向长期性”，而且北朝鲜“地面上的优势已经不大”。对于美国的军事介入，中国领导人认为“朝鲜事件不过是个借口；不在朝鲜爆发，也将在其他地区爆发，台湾、越南都是可爆发的地方”。毛泽东还提到美国介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他说“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

　　他们的不安全感随着北朝鲜失去战场主动权而逐步升高，在东北的高岗曾向毛泽东全面评估朝鲜战局和东北安全局势，他认为北朝鲜很“可能遭受损失”，中国也必须要考虑东北遭受大规模轰炸，故应着手加强防空备战，以及搬迁南满地区的重要工厂设备。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战局出现大逆转，联合国军迅速挥师北进，企图迅速用武力统一朝鲜。中国曾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发出警告，越过三八线将导致中国参战。中国的警告显然不足以使美国改变政策，10月7日，联合国军大规模越过三八线北进。

　　中国领导人并不是仅从国家安全角度评估朝鲜战局的，在冷战背景下，东亚地区任何国家的安全都不可能与两个阵营对抗的体系无关。毛泽东等人同样将朝鲜战争看作东亚两个敌对阵营的冲突，在他们的话语中，美国既然军事介入，朝鲜战争就是“东方”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即如周恩来8月26日所说的，美国“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因此，朝鲜战争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毛泽东后来在阐述中国出兵的理由时，一直在强调所谓国际形势，特别是“整个东方”形势的需要。这里顺便指出，中国军事顾问团正是在这个时刻进入越南参加越共的抗法战争。10月6日，即中国军队跨国鸭绿江前两周，毛泽东开始直接指导部署在越南北部展开的边界战役。他同时指挥在中国境外两个半岛的战争，这恐怕是他自认为军事生涯中最精彩的时刻之一，对他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可低估。

　　毛泽东等领导人毕竟戎马半生，他们的主要政治经验同战争有密切关系，在涉及军事战略的决策中，务实风格极为突出，这是他们的战略规划和军事决策能够比较稳妥的关键所在。正是这种认知结构导致中国决策层在决定是否出兵朝鲜时反复讨论，最终是靠制定谨慎可行的——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军事计划，达成了出兵的共识。不过军事决策不是本文的重点，这里强调的是出兵与结盟的关系。中国领导人在决策出兵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困难和麻烦，其中最复杂的并不是中美之间的危机管理和对抗，而是与盟国苏联的关系。双方需要协调的主要是两个问题，即中国是否出兵和中国出兵后苏联承担何种义务。

　　中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认为，中苏必须协调一致，而且苏联有必要也有义务提供援助。毛泽东在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已经提出同苏联协调战略指导原则和军事计划的强烈意图。不过，斯大林10月5日的电报中只是承诺。在美军进攻中国的情况下，苏联将恪尽作为盟国的义务。10月6日，在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出兵的第二天，毛泽东告诉罗申，他认为中国军队装备很差，“急于出动是不合适的”，必须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莫斯科，告诉斯大林中国这边的“全部打算”。中国当时需要的援助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向参战的中国军队提供充足的军事装备和各种物资援助；中国购买的军用物资由苏联提供贷款支付，以免影响中国经济而导致国内民众不满；尤为重要的是向中国提供空军支持，包括向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为中国的本土重要目标提供空中保护，以及增加对中国空军的援助和人员训练，以便中国空军能尽早参战。

　　10月8日，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莫斯科，二天后在克里米亚找到正在休养的斯大林。周恩来告诉后者，中国军队参战需要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此外还需要很多种武器装备和弹药。斯大林表示完全可以满足中国对武器装备的需要，空军则要等两个或两个半月，因为需要时间作准备。他显然对中国不出兵也是有所考虑的，甚至提出如果北朝鲜沦陷，中国东北应成为金日成流亡政府的庇护所。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斯大林曾经向中国领导人承诺一旦中国出兵，苏联将提供空中掩护。如今他在此问题上大步后退，在中国决策层造成震动，毛泽东立即要求已经到东北的彭德怀赶回北京，重新讨论基本的战略问题，包括无法得到苏联空军的掩护是否还要参战？以及如果坚持出兵，应该和能够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13日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是立即出兵，毛泽东在会后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北京认为出兵“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反之“则对各方都不利”。他指示周恩来敦促斯大林做出以下承诺：第一，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只能用租借办法”；第二，苏联于两至两个半月内出动空军在朝鲜作战，中国则可“忍受一些损失”；第三，苏联空军保护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南京、青岛等等城市。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务必表达“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但目前对以上三点还没有把握。当晚，毛泽东会见罗申，向他转达了中共政治局的决定，同时强调了苏联空军参战“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

　　10月14日，周恩来向斯大林通报中共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并提出八点援助事项，包括各类武器装备、物资器材，特别是再次要求苏联空军赴朝作战和保护中国近海各大城市。当天，毛泽东又于15时、21时两次发电报告周恩来拟定的作战计划，并要求后者向斯大林确认，苏联空军是否能在两个月内到朝鲜作战和保护中国的大城市，以及能否用租借方式提供军事援助。周恩来当回复说，斯大林表示只派空军在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以后苏联空军也无法到朝鲜作战。周恩来访问莫斯科的结果是得到苏联的如下承诺：（1）一旦美军攻击中国本土，苏联将根据中苏同盟条约参战，从而解除了中方对同美国发生全面战争的担忧；（2）苏联将用租借的方式向中国提供所需全部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这缓解了中国的财政困难并可避免国内可能产生的不满；（3）给中国大城市和战略要塞提供空中保护，这极大地解除了中国的后顾之忧。苏联未能满足的唯一要求是派空军进入朝鲜提供空中掩护。这大致反映了中苏同盟在应付重大国际危机和局部战争中密切合作的限度。

　　10月14日前后，中国领导人基本上确定了最后的战略计划和作战目标，即防止朝鲜战争扩展到中国本土，防止美国占领中国边境附近的朝鲜北部地区，并且帮助北朝鲜政权在朝鲜半岛生存下来，并据此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军事计划。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国军队将在平壤以南和元山以北地区设置道防线，在6个月内不发动进攻作战。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是“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10月18日，根据周恩来回国后的汇报，中国决策层经再次讨论后下达了入朝作战的命令。第二天，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从那时起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的三年多时间，中国与美国展开大规模战争，最后结果是朝鲜半岛基本恢复到战争以前的状态。

　　朝鲜战争导致冷战在东亚的大规模蔓延，把新中国推到了东亚冷战的前沿，中美之间的敌对固定下来并长期持续，中国与苏联的同盟被强化和扩展。在朝鲜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中国也在印支积极援助胡志明领导的反法战争。美国从1952年起，先后同日本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建立起遏制中国的军事同盟。总之，朝鲜战争在东亚地区画出了一条东西方对抗的界线，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抗的东亚冷战框架从此形成并将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不仅如此，中国国内政策也因参战受到巨大的影响。为了战争而进行的大规模政治动员几乎冲击到各个领域，包括战争期间发动的一系列大规模政治运动，如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等。这些运动并非完全是因为战争而发生，但如同所有的战争会改变社会总的气氛和公众的精神状态一样，朝鲜战争极大增高了这些政治运动的激烈程度和极端化的倾向，强化了公众对美国及其阵营的敌对情绪。加之反对“恐美”、“崇美”、“媚美”的三反宣传和思想教育运动，中国内部形成了浓烈的仇视美国的气氛。这使原本要稳妥和有步骤加以解决的外国人在各领域的权利和财产等问题等，被激进的做法所取代；建国后一度维持甚至有所增加的同一些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也被迫中断。可以说朝鲜战争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物质和精神世界两个层面等，全面隔断了中国与苏联阵营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体系的联系，并在很长时间里使恢复和发展那种联系成为不可能。换个角度看，这种状态恰恰为中国全面学习“苏联模式”，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等，扫清了政治和思想方面的障碍，提供了绝对的条件。中国参战开始后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相当彻底的“一边倒”向苏联，这不仅是指各种有关的政策，而且是指没有也不允许出现任何质疑“苏联模式”的声音。总而言之，中国在世界政治中和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都因朝鲜战争而固化，看上去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

　　三，中美建交与对越作战

　　1978年12月26日，中美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于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根据谈判期间达成的协议，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随后于1月28日至2月5日访问美国，回程途径日东京停留两天，2月8日到达北京。十天后，即2月17日，中国军队在广西的龙州、靖西和云南的河口、金平等地区，向越南展开作战，即史称中越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历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在建国30之后，如同中苏结盟一样，当中国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建立战略关系之后，立即卷入一场局部战争。毫无疑问，这两次事件的过程及其细节有着重大的区别，但中国的行为方式、以及事件影响地区战略形势的性质，的确有高度相似之处。例如通过同超级大国建立战略关系，中国在周边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时，不必将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军事介入视为不可逾越的障碍。在朝鲜战争中，由于中苏同盟的威慑，美国始终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在中国对越作战中，苏联则始终没有直接介入。当然，中国对越作战的目标、时间和地域均有限也是为了避免苏联介入，但中国在战争发生前不久与美国建交和美国在战争期间的军事调动，从逻辑和常识上都可以推断，对限制苏联是有重要作用的。

　　仅仅从时间的顺序看，就能推断中美建交与中国对越作战决定有着莫大的关系。事实上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完成中美建交谈判，以及邓小平随后访美，都同他们对全球和印支地区的战略形势的认知有直接关系。如将30年前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与邓小平访问华盛顿的某些内容做一比较是很有启发的。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相同之处是他们都花了不少精力用于处理印支问题，但要达到的目的却完全不同。毛泽东说服斯大林支持胡志明的抗法斗争，并邀请后者访问莫斯科，同时表示不赞成金日成进攻南朝鲜；邓小平则不仅谴责越南的地区扩张政策，而且希望美国至少不反对中国对越南用兵，最好则是采取些积极行动。

　　1949年10月建国后不久，越南共产党便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援助请求，尤其是胡志明本人从越南北部山区赤足徒步走到中国，直到1月25日，刘少奇才从武汉中南局来电中知道此事。他即电告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后者复电表达了极大的热情，不仅要求刘少奇等人前往车站公开迎接，并希望胡志明能等他和周恩来回京后举行“峰会”。28日，胡志明通过刘少奇提出也想访苏，毛泽东立即回电力邀。他说已经给斯大林打过电话，后者虽表示欢迎，但希望在苏联承认越南后公开来访，后经毛泽东告胡本人希望密访，斯大林方才允准。换言之，斯大林是经毛泽东劝说才同意立刻接待胡志明的。胡志明接电后遂毅然决定2月3日启程，毛泽东和周恩来则发来贺电，并告“苏联已承（认）越南”，他们已代为转达要求苏联阵营各国承认并建交，估计它们“亦可能承认”。

　　此时斯大林并不愿意卷入印支问题，他担心搅扰与法国的关系，后者是苏联在欧洲最可以利用的对手。胡志明到达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告诉毛泽东，援助越共之重任由中国担任，苏联可提供一些物资从旁协助。他会见胡志明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2月16日，斯大林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胡志明借机向斯大林提出，越共也希望与苏联签个类似的同盟条约。斯大林高度赞扬胡志明很有智慧，然后未置可否。可以说是中国在同苏联谈判结盟的时候，顺便把北越也带到苏联阵营，并从此开始了长期介入印支事务，直到1979年初发动对越作战，此后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断断续续地持续很长时间。

　　可以说冷战四十年的中国对印支政策变化惊人，内容丰富，就中国的地区战略而言最具分析价值。从1950年3月开始“援越抗法”，到1954和1962年两次为实现地区和平做出外交努力，尤其是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通过外交努力促成了印支问题“地区化”。美国1960年代中期军事介入导致中国开始大规模“援越抗美”，中苏之间的竞争同时也向这里蔓延，局势变得异常复杂。

　　在中美尖锐对抗的年代，中国领导人认为中美关系包含全球、双边和地区等三个层次的矛盾和冲突。当年中美在印支的对抗被认为集中反映了两国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上的矛盾和冲突，“援越抗美”在当时中国对外战略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中国几乎是全力以赴地援助越南，因为这可以同时反映并满足多方面需要，包括支持北越抵抗美国军事介入，即可以有效地保卫中国南部边疆的安全，也可以凸显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使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口号落到实处，同时也有利于同苏联争夺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此外还可以在国内鼓舞人们更加热情地投入到文革运动中。

　　1973年美军撤出越南后，一方面，苏联继续把印支同美苏全球对抗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中越之间原本被掩盖着的矛盾凸显出来，它们包括历史和地缘因素带来的摩擦、中苏对抗造成的消极影响、以及中越在对美政策问题上的长期分歧，等等。当时中国外援政策的转变扯断了维系双方关系的最后一根纽带。

　　1975年3月19日，为了配合编制第五个五年计划，副总理余秋里召集专门会议讨论宏观控制对外援助，并将讨论结果专门汇报给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此后六个有关部委联合上报《关于今后对外援助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并获中共中央批准执行。该报告的核心内容简单的说，就是宏观控制，量力而行，尤其是下调对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所占外援比例。当年8月，越南代表团访华继续寻求援助，远未能达成预期的目标。9月24日，毛泽东、邓小平等在北京与越共总书记黎笋直接讨论了双方关系中的问题，结果也未能阻止中越关系的迅速下滑。

　　1977年6月10日，负责外事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向访欧路过北京的越南总理范文同详细全面阐述了中国的严重不满，不仅涉及越南的反华宣传，而且包括陆地和海洋的领土纠纷，以及越南华侨问题等。这表明中国领导层已经形成中越双边关系处于全面恶化的判断。实际上早在1976年6、7月间，解放军总参、外交部、公安部等在南宁召开过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处理越军在中越边境地带制造的各种纠纷，会后下发了《关于正确处理中越边境纠纷的指示》，要求在边境纠纷中保持克制。1978年9月，总参召开会议讨论越军8月袭击广西边境地区哨所导致的紧张局势。与会者中部分人提出，仅在事发地区打击越军，军事和正影响都不够大，大要从东南亚地区的影响考虑采取大规模行动。

　　边境纠纷同后来越南与苏联结盟并在地区的扩张结合在一起，成为推动中国下决心对越作战的直接动力。1978年11月3日，越南与苏联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12月25日，越南军队攻占柬埔寨，在金边扶持了一个亲越南的政权，后者很快同越南签订《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与老挝签署了《合作协议》，从此形成了一个越南支配的亲苏联的地区军事集团。印支局势的这种变化使中国领导越来越将恶化的中越关系同苏联对华政策相联系，认为越南在印支的行动“是苏联争霸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部署的一个重大步骤”，尤其是苏联包围中国的一环。越军攻占金边当天，李先念在国外记者会上发出警告说，中国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不能把中国的话当成耳旁风。”

　　中国军方于11月23日召开为期一周的军事高层会议，解放军随后开始向中越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展开积极的外交行动。10月19日到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目的之一是巩固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期间双方缔结了和平条约。从11月5日到14日，他先后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并在回程途经仰光时会见了与缅甸总理吴奈温。在新加坡，他曾经向李光耀表示有必要制止并惩罚越南在印支的扩张，尽管后者还不能确认这是最后的决定。

　　以上略显琐细的叙述是为了清楚展示中美建交谈判与中国对越作战决策之间的关联。1978年夏季开始的中美建交谈判始终聚焦于台湾问题，不过中越关系已经在间接影响谈判进程，当时越南也在积极寻求与美国建交。美国政府之前的既定方针就是无条件建交，故卡特政府坚持谈判不能涉及战争赔偿和经济援助。越南在9月间做出重大让步，表示不要美国战争赔偿和财政援助也可建交。卡特本人遂提出同时分别与中越建交的设想，美方于10月与越南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这引起中方的关注，并向美方发出警告。在10月一次讨论中美建交的会议上，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告诉卡特，看来美国不得不在越南和中国之间做出二者择一的选择。直到11月3日越苏签订条约，卡特才根本打消与越南建交的念头。

　　11月2日，美方谈判代表伍德科克向中方提交了两国建交公报草稿。中共政治局当天召开会议，听取此前4个月谈判的报告。中国领导人表达了对建交的迫切感，邓小平明确提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讲也要加快”，“要较早正常化，这样比较有利”。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机会”。12月8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对越作战的命令，翌年1月9日集结完毕，作战方针是速战速决。中方谈判代表韩念龙此前向美方提交了中方的公报稿，并告诉后者邓小平将于13日亲自谈判。从13日到15日，邓小平与伍德科克四次会谈，在售台武器问题未获根本解决时决定与美国共同宣布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决定对越作战同决定中美建交看似在两条并无交集的轨道上向前延伸，将它们连接起来的就是当时的决策者邓小平。邓小平在谈判过程中并未提到与美国建交同正在筹划中的对越作战有关。但一个领袖在同一时间处理密切关联的两个重大决定，却不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与美国建交对后者有利是如此明显。实际上，争取美国支持中国对越作战的确成为邓小平随后访美的重要使命之一。

　　1月28日，邓小平抵达华盛顿，当晚在参加布热津斯基的家宴时即提出，希望同卡特在小范围里讨论越南问题。他启程前5天，总参已经下达命令，参战部队按照速战速决方针于2月15日前完成所有作战准备。卡特政府在邓小平到访前一直密切关注中越关系和评估中国的政策，包括中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等等，所以很快表示同意。29日傍晚，邓小平与卡特在白宫举行小范围会谈，他明确告诉后者，越南的地区野心由来已久，必须给予教训，否则它会变本加厉，而且这关系到遏制苏联的全球扩张。卡特说他不赞成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因为那会引起国际舆论的不良反应。邓小平告诉他不必太担心，中国军队将像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那样速战速决。他在卡特举行的招待宴会的发言中，特别强调了中美关系的战略性质，即中美双边和全球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

　　第二天上午，卡特在会谈中念了一段他本人根据幕僚建议起草的字条，继续“强调了保持克制态度的重要性”。布热津斯基也向黄华表达了美方的担心。但邓小平完全不为所动，而且他通过会谈大致得出结论，美国不可能公开指责中国的军事行动。实际情况甚至更好，他访问期间同美方达成了建立情报分享机制的协议，美方将向中方通报苏军的部署，并表示希望在在新疆地区建立针对苏联的中美联合监听站等。这类合作虽然不是直接针对越南的，但实质性地提升了中美对抗苏联的战略合作。此外，邓小平还利用各种公开场合直言不讳地告诉美国公众，中国“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越南如“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这些努力对美国公众舆论显然是有影响的。卡特政府虽然继续犹豫不决，还是调整了姿态和声调，并确定了在中越战争中同时要求中国从越南、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和反对苏联介入的方针。中越战争开始后，美国的确采取了相应的外交和军事行动。

　　邓小平第一次会见卡特时就说过，中美现在没必要结盟，但没有同盟这种形式，并不妨碍双方展开密切的战略合作，共同对付苏联扩张。布热津斯基则评论说，中美领导人的会谈“甚至是盟国之间所特有的”，而且“加强两国关系的基础已经奠定了”。他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2月15日，中国决策层做出开战的最后决定，邓小平第二天通报美方，中方将对越南展开速战速决式的军事打击，这将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和平。中国开战后，卡特政府向苏联发出了不得军事介入的明确信息，也进行了威慑苏联的军事调动。邓小平在访美后谈过，美国“官方语言打官腔，同私下讲的不同”：“在朝同在野的人不同，相当的人很赞成我们的行动，就是官方也不是很反对”，而且美国还提供了有关苏军部署的战略情报。

　　中美战略合作从中国对越作战开始具有了实质性的内容，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布局也因此固定下来。3月30日，中国从越南撤军两周后，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既定的国际战略原则“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它“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对“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们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段讲话是针对理论务虚会议上出现的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中美建交和对越作战取得的进展，邓小平很难作这种判断和肯定。如果结合他在总结对越作战时所谈中美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的内容，可以说中国对外战略格局从此基本确立并被后来的历史证明长期固定下来。在随后的十年里，中美军事合作越来越密切，其程度之密切可以称之为准军事同盟。例如，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有关苏联的战略和军事情报，特别是涉及苏联在亚洲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军事活动的情报，在质量上甚至超过了美国给传统盟友北约的情报。

　　如前所述，邓小平对实现中美正常化的紧迫感包括要为中国国家战略的转变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邓小平在与伍德科克谈判前一直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他和他的战友们决定加快建交谈判的同时，并不仅仅是在准备对越作战，他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推动中国的国家战略进行革命性的转变。12月13日，邓小平在参加建交谈判前，刚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做了后来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其核心就是全党要“解放思想”，开始一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革命”。邓小平这时义无反顾的积极推动中美建交，毋宁说是要为中国的“新长征”打开外部的大门。在他看来，“对外开放”首先就是“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所以他在建交谈判中要亲历亲为，而且一定要亲自访美。他当时说访美后已完成了历史使命，“这辈子就哪儿都不去了”。事实上这确实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出访，此后18年从未跨出国门。

　　邓小平的看法并非只是体现了他个人的智慧，尽管这的确非常重要。1978年春夏，中国高层兴起了派团出国考察的热潮，目的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新的道路。除了邓小平本人访问东南亚几国、日本等，影响最大的是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西欧五国访问团。该团于1978年5月2日至6月5日考察了西欧五个国家，回国后撰写了详细的报告。值得一提的是，五国中的西德早在1975年1月就暗示可以向中国提供贷款，当时被中国领导人按“自力更生”原则拒绝了。邓小平本人是会谈参与者。6月30日，中共政治局专门开会听取谷牧的汇报，后来邓小平本人又专门听取了谷牧汇报并表示赞成。在7月的国务院务虚会上，中国领导人再次讨论了如何学习外国的成功经验。这次会议确定了向西方学习和开放的大方向，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中国领导人开始确定新的现代化战略时，必定要同美国建立起稳定和积极的关系，两国关系正常化是起码的条件，邓小平访美则是将中美关系立即推上战略关系的高度，并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当时布热津斯基就评价说，邓小平使双方谈判“非常坦率，其方式是朋友甚至盟国之间所特有的，完全不像两个四周前还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

　　1978年间，酝酿中的国家战略转变已经导致中美合作领域大幅扩展，这为双边关系注入了比毛泽东时代更为有力和持久的动力。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了一大批范围广泛的合作协议，而且邓小平每到一处都会掀起一股热潮，几天时间便为中美关系打造了相当可观的社会基础，不论在美国公众中、还是在中国百姓中，都是如此，后者可能更甚。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邓小平访美的效果。他说1979年以后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规模和持续性都超过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点燃这场革命的火星固然有许多，但其中迅速形成燎原之势的火星，当推邓小平访美”。不论是从当时中美两国中突然喷发的炽热气氛，还是从后来中美关系达到的规模和深度，以及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所受的积极影响等哪个方面衡量，傅高义的评价基本都是恰如其分的。邓小平访美期间曾经告诉美国商界，中美贸易“不是几百万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甚至几百亿美元”。今天的中美关系早已大大超出邓小平当时想象的极限，在邓小平心目中，中美关系或许开始只是些涓涓细流，但最终要汇成波澜壮阔的大江大河，中美两国和世界都可以从中受益。

　　可以确定地说，邓小平是将处理对美关系同中国选择现代化模式结合在一起思考的，他将建立稳定和积极的中美关系视为中国实现富强的首要外部条件，改革开放与中美战略关系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当然，邓小平当时未必就预见到后来中美之间会发生如此多的矛盾、冲突甚至危机，但他将发展中美关系视为长期的战略这一点从未没有动摇，不论经历多少风雨和挫折都要推向前进。

　　中美建立战略关系和中国对越作战导致东亚地区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冷战前期两个军事同盟对抗的结构被根本改变了，苏联势力被不仅被决定的挤出印支，而且逐步被相当彻底地赶出东亚地区。地缘战略结构的改变正值东亚地区繁荣即将兴起之际，中国的战略决策也彻底杜绝了苏联模式在东亚扩展的可能，并为整个地区（除北朝鲜外）的市场经济改革和持续增长与繁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稳定与合作，使东亚地区得以整体性地进入世界体系，并终于成为今天与北美、欧洲鼎足而立的第三个世界中心。

　　结论

　　本文证明所谓“联盟与战争”这类战略决策只会发生在国家战略大转变的背景之下，甚至可以说就是直接为国家战略转变的内外需要服务的。只有双边关系的具体需要和安全战略的诉求，都不足以推动中国进行“联盟与战争”层次的决策，例如仅为了应付苏联威胁只导致中美和解，从1969年调整对美政策到中美建交，经历了整整10年。本文的结论必然导致更多的问题，包括如果没有毛泽东、邓小平类型的领袖，事情也会如此吗？“联盟与战争”——不论是否有意为之——是不是促成国家战略转变的关键要素？反之，如果没有国家战略转变的需要就改变对外关系布局，是可取的并可行的吗？如果不改变联盟，打局部战争是可能和可取的吗？这些问题的确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探讨，答案不仅有助于理解、甚至也有助于预见中国的战略决策和战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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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入文库时间为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