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经济研究》2012年第10期

　　内容提要：衡量财政分权度的各种方法在应用研究和实证研究中被广泛使用。本文属于该领域内首次尝试通过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来系统分析财政体制中财政分权度的衡量问题的研究。本文首先对用支出、收入和地方自治来测量财政分权度的一类方法进行公理化推导。然后通过对中国1985年到2007年财政分权进行经验分析来阐述我们的衡量方法。结果表明，选取衡量方法对于中国财政分权影响的实证研究十分重要。

　　关键词：财政分权指数；支出；收入；地方自治；财政分权趋势

　　*徐永胜，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电子信箱：prcyyx@langate.gsu.edu；乔宝云，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邮政编码：100081，电子信箱：prcbqq@langate.gsu.edu.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71041023）的阶段性成果。在本文成稿过程中得到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Jorge Martinez-Vazquez教授和匿名评审人的有益评议，王海南、李艳、陈明、马宇、马念谊、洪连浦整理了部分数据，特此致谢！文中错误，概由作者负责。

　　一、引言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财政分权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以及实现其他经济目标。目前文献有大量关于这类政策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和影响的实证研究。而研究财政分权对各种经济活动的作用和影响时，关键的因素就是要设计一种衡量一国财政分权度的方法。

　　在Oates 1972年开创性贡献的基础上，实证研究的文献中出现了一些衡量财政分权度的不同方法。

　　实证研究中应用的主要方法有三种：首先，以地方政府支出占全部政府支出比重为基础的方法常用来构造衡量一国财政分权度的指标（Oates，1972；Zhang＆Zou ，1998；Qiao et al.，2008）；其次，许多研究人员使用地方政府收入在总的政府收入中所占比重来衡量一国的财政分权度（Oates，1972；Lin＆Liu，2000；Akai ＆Sakata，2002）；再有，在财政分权对各种经济活动作用和影响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采用建立在地方自治概念上的方法，以地方政府的自有收入与其财政支出的占比来衡量（DeMello，2000）。但普遍认为这些衡量方法都存在严重的缺陷。

　　国内实证研究文献中的财政分权度主要以地方政府支出占全部政府支出比重来衡量，比如，以支出比重为依据，乔宝云等（2005）发现财政分权没有增加小学义务教育的有效供给，同时财政分权推动了富裕地区的经济增长而抑制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范子英、张军（2010）发现财政分权对市场分割有显著正效应；王文剑等（2007）发现财政分权对FDI 总量有显著正效应，从全国范围考察，财政分权对FDI 的增长有负的影响，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各不相同；王文剑、覃成林（2008）发现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有利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不利于中西部地区。许多实证研究分别使用了支出比重和收入比重衡量，比如张晏、龚六堂（2005）发现改革前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效应，而1994年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效应；沈坤荣、付文林（2005）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周业安、章泉（2008）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正的积极作用，但在1994年前后影响存在差异。较少的实证研究单独使用收入比重衡量，比如龚锋、卢洪友（2009）通过收入比重衡量，发现财政分权程度与教育支出以及抚恤与社会福利救济费供给不足指数正相关，财政分权程度与行政管理费以及基本建设支出过度供给指数正相关。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不同指标衡量财政分权，研究结果所发现的财政分权的经济影响可能是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比如林毅夫、刘志强（2000）以边际财政收入衡量分权，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而Zhang ＆Zou （1998）以支出比重衡量则得出相反的结论。郭庆旺、贾俊雪（2011）发现，以支出比重衡量的分权对县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以收入比重衡量的分权则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贾俊雪、郭庆旺、宁静（2011）发现收入比重衡量的分权有助于增强县级财政的自给能力，实现县级财政解困；而支出比重衡量的分权则会显著加剧县级财政困难程度。这些相反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财政分权衡量方法存在的缺陷。

　　财政分权自身以及财政分权的经济作用受下述因素的影响：（1）收入水平的分权，如分权的收入所占比重越大，财政分权的水平越高；（2）收入决定权的分权，如中央政府对税基、税率和征税的决定权越大，财政分权的水平越低；（3）支出水平的分权，如分权的支出所占比重越大，财政分权的水平越高；（4）支出支配权的分权，如中央政府对支出（如专项转移支付）的支配权越大，财政分权的水平越低。显然，当用收入分权或支出分权来衡量财政分权时，忽略了所有其他重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以地方政府自有收入与其财政支出的占比来测量的方法有更为严重的问题，它不仅忽视了财政分权的重要因素，而且和支出分权负相关，这一点目前还没有合适的理论解释。

　　尽管存在很多问题，这些方法使用起来简单方便的特点使其在财政分权的实证研究中仍被广泛应用。然而现在却没有关于这些方法特性的系统而全面的研究。现有文献中的确还没有关于财政分权度衡量方法理论框架的讨论，或者说，目前财政分权的实证研究从根本上缺少技术基础。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框架来检验衡量财政分权度的方法。我们提出了一类衡量财政分权度的方法，并对这类方法进行公理化检验。然后我们用中国1985年到2007年的经验分析来阐述本文提出的方法。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我们将构建一个模型，以此来规范定义并检验财政分权的衡量方法。第三和第四部分着力于对我们关于衡量财政分权度的方法进行公理化检验。第五部分通过对中国1985年到2007年财政分权进行经验分析来阐述我们的方法。第六部分给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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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结论

　　本文中，我们构建了一个衡量财政分权度问题的理论框架。据我们所知，本文是该领域第一次对于财政分权度衡量问题进行的系统全面的研究。本文引入了一个衡量全国财政分权度的方法并对其进行了公理化研究。有关财政分权各种影响的实证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些受关注及重要的方法都包括在我们的方法中。结果表明我们的衡量方法可以划分成五种简单的特性：一致性、标准性、连续性、独立性和规模不变。这五种特性很好地描述了这类方法。另外，我们在其基础之上讨论了衡量各省财政分权度的方法并对它们进行了公理化研究。我们认为对财政分权的衡量问题进行公理化研究非常有助于对其更好的理解。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借助中国1985年到2007年财政分权的经验，分析阐述了我们提出的方法。实证研究的结果使得对这段时期中国全国财政分权的程度和各省财政分权的程度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本文实证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分析中国背景下的财政分权对一些经济活动的影响时，应该谨慎选择财政分权度的衡量方法。作为稳健的检验，需要采用一组方法来衡量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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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入文库时间为20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