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不（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与主要文献结果对比也佐证了这一发现。本文还发现，改革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从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并达到顶峰，且重工业生产率、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首次全面超过轻工业，初步彰显环境政策的绿色革命成效。虽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业膨胀暂时恶化了工业生产率，但是基于国家对节能减排与发展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高度战略重视，中国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为期不远。

　　关键词：绿色工业革命；方向性距离函数；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陈诗一，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200433，电子信箱：shiyichen@fudan.edu.cn.作者感谢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2009BJB028）、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1）、复旦大学98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研究”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09YJA790046）和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9JJD790011）对本研究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建议和意见，文责自负。

　　一、引言

　　自从索罗的开创性工作以来，作为投入要素之外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全要素生产率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引入新古典增长核算分析，而且投入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贡献的此消彼长更成为判断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依据（Solow，1957；Kim Lau，1994；Krugman，1994；Young，1995）。

　　然而，长期以来，文献中对生产率的度量只基于传统的资本和劳动要素，很少考虑到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的能源和环境因素，这就对生产率度量的准确性和可持续分析的可靠性带来了疑问。

　　事实上，能源和环境因素对产出的影响巨大，中国经济高增长长期以来就是通过高投资、高能耗和高污染排放取得的，这在工业部门表现尤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只占GDP 40.1%的工业却消耗了全国67.9%的能源，排放出全国二氧化碳的83.1%（陈诗一，2009）。2002年后，中国工业再次重型化，能耗和碳排放出现前所未有的飙升（如图1所示）。因此，本文工作之一就是要考察能源和环境约束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的主要任务是评估节能减排等环境政策的执行对中国经济的实际影响。

　　正如陈诗一（2009）指出的，文献中通常把能源消耗作为具有中间投入性质的新的投入要素来处理。而对环境污染变量的处理要复杂得多。起初，许多文献把污染排放也作为投入要素来处置，与资本、劳动或者能源投入一起引入生产函数。后来，有些研究者发现了污染排放的产出特征，不再将其视作投入要素，而是作为生产过程的副产品来处理，如Freet al.（1994）基于谢泼德距离函数的径向DEA 分析。不过这时研究者还没有考虑到污染排放的负外部性，仍然把它和好产出同样对待。正如Nanere et al.（2007）所指出的，不考虑环境因素或者不能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给生产率度量带来有偏的结果。直到Chambers et al.（1996）和Chung et al.（1997）提出了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DDF）的环境规制行为分析模型（Activity Analysis Model，AAM ），污染排放才不仅被看作副产品，而且被看作具有负外部性的非期望产出，和期望产出一起引入生产过程，从方法论上第一次比较合理地拟合了环境因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制约作用，并使得捕捉环境规制的真实经济效应成为可能。该方法随即被广泛使用，如Freet al.（2001）、Boyd et al.（2002）、涂正革（2008）和王兵等（2010）。

　　本文将遵循上述能源和环境研究方法论的演化历程，在使用产出距离函数统一分析框架并把能源作为投入处理的前提下，分别基于环境污染变量的四种处理方法来度量中国工业近40个两位数行业在1980-2008年间的生产率变化及其分解，以探讨环境约束和环境规制行为下绿色生产力演进情况及其对新型工业化的影响。环境变量的四种处理方法（即模型1-4）分别为不考虑排放因素、排放变量作为自由处置的投入要素、排放作为与工业总产值一样自由处置的期望产出以及排放作为弱处置的非期望产出来处理。

　　其中第1个模型为生产率文献中传统使用的处理方法。第4个模型采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行为分析模型和曼奎斯特-鲁恩博格生产率指数（Malmquist-LuenbergerProductivity Index，MLPI ），为本文的目标方法，该方法将会给出真实生产率度量。

　　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综述对中国经济整体特别是工业部门进行生产率度量的主要文献；第三节介绍本文使用的数据以及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环境规制行为分析模型和生产率指数计算方法；第四节对本文所度量的绿色工业生产率结果进行解释，并特别分析环境政策的绿色工业革命效应在中国是否存在及其变化模式；结论性评论将在第五节给出。

　　二、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对此进行生产率分析的文献也层出不穷，它们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生产率变化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文献的主体是利用总量时间序列数据从总量生产函数的角度来对中国经济整体或者某产业的生产率进行估算。

　　本文主要关心的是专门针对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核算。陈宽等1988年的研究开创了中国工业生产率研究的先河（Chen et al.，1988），其后该领域生产率研究的文献大量涌现，超过了其他任何领域。这些文献有的关注中国工业全行业的生产率变化，如胡永泰（1998）、Bosworth Collins（2008）、Jeffersonet al.（2008）；有的则关注国有和集体工业（包括乡镇工业），比如Wu（1995）、Jefferson et al.（2000）、王小鲁（2000）、张军等（2003）；有的主要分析轻重工业情况，如Zheng et al.（2003）、张军等（2009）；还有研究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如涂正革和肖耿（2005）；有的则研究地区工业发展，如蔡等（2009）。从使用的生产率估算方法来看，有索罗残差法、CD生产函数（或超越对数函数）回归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和非参数确定性前沿生产函数法（即DEA 方法）不等。这些文献中所使用的数据大部分是工业总量时间序列，然而，正如Jorgenson et al （2000）、郑京海和胡鞍钢（2005）指出的，工业总量数据和总量生产函数不足以刻划工业增长的全貌，增长在不同行业或地区间很不相同，必须使用信息量更大的行业或省级面板数据来进行生产率核算。从文献来看，已经使用工业分行业数据进行生产率估算的文献有黄勇峰和任若恩（2002）、李小平等（2008）、张军等（2009）等；有些文献还进一步使用了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生产率分析，如Jefferson et al.（2008）、蔡等（2009）。考虑到工业企业数据只能获得1998年后的序列，不足以涵盖分析整个改革开放期间的工业生产率变化模式，本文将基于1980-2008年的工业分行业数据库进行生产率核算分析。文献中对工业生产率的估算结果也大相径庭，从Jeffersonet al.（2000）所估算的1992-1996年期间的-1.1%的TFP 增长到刘小玄和吴延兵（2009）估算的几乎前所未有的51.8%的高增长率不等，本文将在生产率结果分析部分把现有文献中的估算值与本文估算结果进行部分对比分析。

　　前述所有文献在估算生产率时使用的投入数据都是资本和劳动要素，至多再加上一个中间投入，也就是说，它们几乎都没有涉及能源特别是环境因素的讨论。我们知道，当企业在生产所期望的产出时，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同时生成诸如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之类的非期望产出，环境质量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恶化，给整个经济带来显著的外部成本。因此，必须考虑能源和环境污染约束对生产率增长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分析节能减排和环境规制有没有可能带来环境质量和生产率同时提高的双赢发展，这才是本文的主要工作。在有关中国生产率分析的现有文献中，只有少数几篇涉及到了能源或环境因素。比如，陈诗一（2009）在引入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要素后，估算得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在整个改革期间的TFP 平均增长率最低（-8.6%），而计算机、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的TFP平均增长高达12.2%.涂正革和肖耿（2009）的研究发现随着产业环境结构优化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国工业生产力快速提升，工业增长模式逐步转变，环境约束对经济增长的抑制在逐渐下降。王兵等（2010）发现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与市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背离趋势，这表明了我国节能减排任务的艰巨性。可见，近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多地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来考察环境约束和环境规制对生产率度量的影响，这样估算得到的绿色TFP 更具生产经济学含义（胡鞍钢等，2008），因此，本文将采用该方法来估算绿色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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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论

　　本文对中国工业38个两位数行业从1980年到2008年间的绿色生产率指标及其分解进行了估算。本文的第一个发现是，正确考虑了环境约束的DDF 模型所估算的真实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要比不考虑或者不正确考虑环境变量的估算值低很多，因此期待通过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远没有不考虑资源和环境约束时那么乐观，通过合理的环境政策来推进工业实际生产率的持续改善就自然成为新型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本文的第二个发现就是，改革以来中国政府推行的节能减排政策确实有效推动了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九五”左右，与抓大放小的所有制改革相对应，中国关停并转了10多万家高能耗高排放的小企业，导致污染排放量历史上第一次急剧下降，这种卓有成效的环境政策把整个工业的真实生产率增长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位，而且重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率也首次全面超过了轻工业。这充分显示，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发生着新型工业化所必需的绿色工业革命，节能减排政策的这种绿色革命成效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达到了最大。

　　然而，行之有效的节能减排政策并没能在“十五”期间得到继续的有效执行，中国工业再次出现重化工业化膨胀，刚刚出现起色的重工业生产率指标又落伍了，工业整体生产率首次恶化，令人欣喜的绿色工业革命进程似乎中断了，低碳趋势难以为继。当然这并没有得到统计上的显著支持。

　　汇丰银行报告显示，在2008年底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人民币总刺激投资中，中国投入绿色项目的资金占到了38%，仅次于韩国81%和欧盟59%的绿色投入深度，高于位于第六的美国（12%）；从绝对规模来看，中国的绿色投入更高居世界第一位，达到2210亿美元，是排在第二位的美国的两倍（Robins et al.2009）。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年度报告也指出，中国在2009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内投资最多的国家，投资额超过200亿美元。基于此可以预见，中国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为期不远，最终由绿色生产率所驱动的工业发展方式转变也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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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入文库时间为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