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时报》记者徐可

　　全球化正在把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打着“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飘洋过海，出现在欧美发达国家超级市场的货架上。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为高速的工业发展已经付出了昂贵的环境代价，而且局部环境恶化带来的气候变暖，空气污染等效应，受到影响的不仅是中国的邻国，甚至是全球的环境。

　　谁必须来为中国的环境损失买单？发达国家向中国输出技术时是否造成了环境污染的转嫁？发达国家是否应该为改善中国的环境问题尽一份力？美国华裔生态学家、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刘建国在其最近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题为《全球化下的中国环境：中国与世界各地如何相互影响》的文章中给出了答案。

　　《全球化下的中国环境》一文由刘建国与普利策奖获得者，加州大学洛衫机分校教授JaredDiamond 合著，发表在今年6月30日于伦敦出版的世界顶尖科学刊物《自然》杂志上，是该期的专题文章。杂志的封面是上海商业中心南京路上行人摩肩接踵的照片，照片上面配上大字标题，“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世界巨人对环境之影响”。

　　作者刘建国说，“全球各个国家联系紧密，如果要使得中国的环境有所改善，全世界都必须为之努力，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原因”。刘建国所说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向别国出口产品，中国利用了自己的自然资源，却把污染留在了本国，所以说，进口中国产品的国家对于中国的环境问题负有责任。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是有利可图的市场，但是利润的背后有巨大的环境代价，文章的合作者之一Jared Diamond 指出，西方国家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环境代价，“中国对其以外的地区影响越来越大，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连同中国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对于能源的消耗巨大，直接影响到为全世界共享的有限的资源储备。不可能让西方国家告诉中国说，我们还是要维持我们的高消费水平，而不允许中国赶上我们。必须有别的方面发生改变。”

　　刘建国现任密歇根州立大学鱼类和野生动物系雷切尔·卡森讲座教授（Rachel CarsonChair ）和大学杰出教授，并任系统综合与持续性发展中心主任。他毕业于湖南农学院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1988年赴美留学，获乔治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并在斯坦福大学作过访问学者。

　　下面是多维记者对刘建国教授的采访实录。

　　改善环境不只中国有责任

　　多维：您和Diamond 教授花了多长时间来完成这篇文章？在《自然》杂志以前，有没有人写过类似的文章？

　　刘建国：我们是2001年开始写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大大小小修改了几百次。我一直都在研究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中国环境问题是我的研究兴趣之一。我们想对中国的环境及其对社会、经济和人类健康的影响以及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有全面的认识，但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综合性的文章。

　　Jared Diamond 是加州大学洛衫机分校教授，是环境、地理和人类文明等方面的世界权威。我们在斯坦福大学相识，因为兴趣相同，第一次见面就决定合著这篇文章。

　　多维：您的文章是想强调，人们往往只看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环境对全球的影响却被人忽略，是不是？

　　刘建国：我们想全面介绍这个问题，想从系统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环境问题，有的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有的是其他国家间接引起的，比如外国在中国设立工厂，把一些比较陈旧落后的技术设备卖给中国。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出口了，但是污染物却留在中国。

　　多维：但结果却是全球都要来承担的？

　　刘建国：现在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也是环境全球化。外国在中国设厂，许多产品出口，在美国到处可见中国的产品。人们买产品的时候，很少想到产品生产过程对环境造成的负影响。中国环境污染反过来影响美国和其他国家，例如造成全球变暖。中国的空气污染通过风传到美国和其他国家，这是间接的影响。大家通常只注意到直接的影响，但是间接的影响可能比直接影响更大，只是不容易看到而已。

　　多维：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外国向中国输出技术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

　　刘建国：中国好多技术是很多年以前外国开发的。外国以前也用过这些技术，新技术发展之后，它们变成了淘汰的技术，因为它们环境污染严重，能源消耗又大。在中国，没有这些技术，很多人的观念是“有总比没有好”。在美国和日本，许多过时的技术是禁止使用的，但是中国的法律没有跟上，或者开始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就引进这些早就被外国淘汰的技术，这样就造成环境污染转嫁了。

　　多维：中国应该怎么办？

　　刘建国：应该多作些研究，看一看这些技术到底是什么水平，要买就要买先进的技术，不能买已经过时的产品。虽然买先进技术比较贵，但是从长远来说，污染小，能源利用率高，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也是比较有利的。当然发达国家可能不愿意出口先进技术，所以我们在文章最后，呼吁发达国家要是希望中国环境得到改善，应该从技术上进行支持。不只是中国有责任改善中国环境，发达国家也有责任。因为大家都生活在地球上，一个地方污染了，其他地方也受影响。帮助中国改善环境，除了对环境污染较小的技术进行转让以外还可以从许多其他方面（例如，信息、资金等）提供协助。

　　多维：有些国家会不会存在着成本和国际竞争方面的担心？

　　刘建国：很多人确实有这样的担心。但是从长远来说对大家有好处。从短期来说，可能有竞争，但可能是有利的竞争。向中国输出先进技术，可能促进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发展更新、更好、资源利用效率更高的技术。没有竞争，就可能停滞不前了。

　　环保措施不限于行政手段

　　多维：您在文中建议中国在开展环保工作时，应该采取更多经济手段，可不可以具体谈一下？

　　刘建国：中国的经济已经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化，但是许多环境保护措施还只是行政方面的手段。许多行政手段在市场经济中就行不通，上面发指示通知，下面不听你的。因此，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市场经济转变，例如增加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的企业的税收，减少或者取消对环境污染严重企业的补助，要求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进行环境保险等等。

　　多维：这种转变是否也同样存在成本的问题？

　　刘建国：开始可能痛苦，也可能有损失，但真正有眼光的企业家不应该做一锤子买卖，保护环境对他们也有利，可以节约成本，好多环境污染是因为资源利用效率太低造成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话，对于环境有害的物质释放得少，不用买那么多原材料，经济效益就会提高。

　　多维：中国人开汽车的越来越多，对石油需求大，如果中国一味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会怎么样？

　　刘建国：能源是中国很大的问题，很多工厂到夏天因缺电停产，所以说环境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我不认为环境发展和经济发展是对立的，我觉得环境好对长期经济发展有好处。没有能源和其它资源就要停产，这就是损失，经济效益就降低了。如果中国一味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经济发展是不可能持续的。

　　多维：美国国内现在的油价一路飙升，美国人觉得自己的能源都不够，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能源方面的需求增加，对于美国来说，是竞争也是威胁。你怎么看？

　　刘建国：表面上看是竞争，但实际上还是科学技术问题。例如美国利用能源的效率要比中国高好几倍。如果把中国利用能源的效率提高，中国就不会浪费那么多能源了，也减轻了对于美国来说的资源竞争压力。

　　多维：比如中国人应该尽早使用环保节能车？

　　刘建国：对。不能说中国人不能使用汽车，这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消费方式好多是学美国的。通过全球化，有电视、报纸和互联网，大家都看到了西方的生活方式。我认为最好的途径，就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对生活方式影响小，对环境影响也小，形成双赢局面。就是环境保护主义者，每天也得吃饭，夏天也得用空调，冬天也得用暖气。

　　多维：中国人有消费的观念趋向西方化，我们是否需要去改变这个趋势？

　　刘建国：中国许多消费方式要根据中国国情而定，而不是一概模仿西方的消费方式，因为中国人多资源少，必须探索持续发展的消费方式。比如买车，好多地方没有必要买车。大城市的公共交通弄好了，就没有必要弄那么多私人小汽车。在美国公共交通好的地方，许多人也没有车。我在波士顿的时候，大都使用公共交通，很多时间甚至走路去上班。公共交通省钱，走路对环保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就是有车，也有很多可以提高车和能源效率的地方。

　　例如上班族也可以尽量共开一辆车上班。加州旧金山车道分成两种，乘客多的车可以走快车道，这是一种鼓励资源共享的方式，也可以节省费用。有些人可能觉得没有私人汽车不方便，但汽车太多造成堵车，大家都走不动，大家都不方便。北京有的地方车太多，开车比走路还慢。

　　多维：您在文中提到，加强公民综合素质教育，对提高整个民族的环保意识很重要，为什么是这样？

　　刘建国：我们强调加强基础教育，不只是环保教育，因为仅仅靠环保教育，也没用，因为有时候，人们也知道环保的重要性，但是没有办法不去破坏环境。举个例子，许多自然保护区的老百姓知道砍树获取烧火柴对野生动物不好，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除了烧火柴以外没有其他的能源。除了开张环保教育，长远来讲，更要提高全民教育水平。这样有几个好处。

　　第一，提高公民教育水平，创造力就会得到提高，国外的技术也可以使用了。如果引进国外的技术国内不知道怎么用，摆在那里便成为废品。公民素质提高之后，环保意识慢慢就提高了。一般来说，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环保意识越强，尽管最终保护不保护环境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首先要让大家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

　　第二，提高教育水平，对国家的经济也好，国民文化素质不高，国家发展也不长久。

　　第三，在环境脆弱的地方，没有文化找不到其他的生活途径。假如能提高小孩子的文化水平，帮助他们去读大学，中专，技校，这样他们有一技之长，到外地找工作的机会要多一些。

　　多维：你的文章中说，离开家乡对于当地的环境比较好，是这样吗？

　　刘建国：有的地方资源有限，人口压力太大，有些人必须要离开家乡，到环境容量比较大的地方，这样才能减轻对当地的环境压力。移民不能强迫，国内强迫移民，最后好多时候，他们又回去了，因为在外面待不惯或者政府许诺的条件没有兑现。但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一般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不会再回到农村去了。一个村子里面，如果大家都没有读书，资源有限，只有把树砍光了，土地资源不断下降，生产粮食越来越少，没有其他出路，怎么办呢？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多维：作为生态学家，你怎么看中国进行的三大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和开发西部？

　　刘建国：要全面考量。三峡工程会造成很大的环境影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电能代替煤炭可以减少对煤炭的利用，从而减轻烧煤引起的环境污染，因为用电比烧煤要清洁。

　　三峡工程最后利大还是弊大，现在还很难说，要从长期综合角度考虑。同样，对南水北调和西部开发这样的巨大工程，也应该从系统全面的观点来研究，要尽量避免对环境的破坏。

　　多维：您对围河建坝怎么看？

　　刘建国：这个问题要因情况来看。有些情况下，资源是可以利用的，不是什么都不能用，有的资源不利用也可能消失了。例如森林里面有一些树是可以利用的，适当合理利用对生态系统没有坏处。水资源也是这样。在生态系统很敏感的地方，建坝是不明智的。生态系统很特别的地方，要尽量保护。

　　我们在文章中特别强调保护生物多样性。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以后还可以治理，但物种灭绝以后，就一去不复返了。许多生物多样性价值现在看不到，但是对国计民生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的文章中提到，中国的杂交水稻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它的发明就是因为野生稻种的存在。

　　多维：您的文章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中国家庭住户呈增长趋势，而这也会影响环境？

　　刘建国：过去20多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在下降，但是家庭增长速度却特别快，是人口增长速度的三倍。我们的文章中提到好几个原因，一是离婚率上升，二是，三代或四代同堂的家庭越来越少，三是人口老化。因而导致家庭户数迅速增长，每户人口数量下降，这样资源利用效率就低了。例如不管一家有两口人还是四口人，都要使用冰箱、空调和暖气。

　　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一些产品可以多个家庭共享，而不需要每家每户都去买。比如建在户外的、供小孩子玩耍的游戏器械，就可以几家来共享，这样土地利用面积少，厂家不需要生产这么多器械，对环境污染就会相对要少一些。还有像中国家庭，小孩长大以后离开家，只有老两口，房子还是那么大，能不能出租一部分？可以得到经济回报，也有社会效益，老人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人说话，年轻人租房子，可以和他们说说话，老人精神上感觉也会好一些。

　　多维：我想问一下你对中国目前的“环保风暴”怎么看？

　　刘建国：环保风暴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中国环境法很多，大多没有贯彻执行，环保风暴可以唤醒人们的意识。建设项目要先进行环境评估才可以上马，然而好多人不知道要环境评估。长远来说，环保风暴还是有好处的，虽然有些具体做法不尽人意。

　　既不乐观，也不悲观

　　多维：您的文章中提到了中国民间环保组织（NGO ）和环保立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有2000多个，评价一下他们的作用好吗？政府对他们的态度是否有所改变？

　　刘建国：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好很多。以前是不可以建这类组织的。但是还有许多有待改善的地方，比如要提高NGO 独立性，现在好多NGO 还是要挂靠政府部门。NGO 对环保教育，环保政策等作用不少。有的NGO 自身要改进的地方也很多，热情可嘉，但有一些做法不符合科学。因此，要帮助NGO 提高科学水平，对于NGO 也存在着环保教育的问题，要认识到应该从全面的水平来看环境问题，而不是一概反对经济建设。

　　多维：可以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吗？

　　刘建国：我们在文章中把中国和世界其他十四个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印度是这14个国家之一。印度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人口已快有11亿，只比中国少两亿。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中国的二分之一。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源利用效率比中国高。中国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方面已经在改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很多好处，不只是环境方面，还有经济方面，减轻国家负担，改善国际形象等等。

　　多维：您的研究兴趣是什么？

　　刘建国：我是学生态的，做生态学研究的，但我不是一个传统的生态学家。传统生态学家着重于自然生态系统。现在人口这么多，人类活动无处不在，在地球上已经基本上找不到一个没有受人类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自然生态系统。我从80年代开始，就把人放在生态系统里面加以考虑。把人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人定胜天以前那种传统观念。传统的生态学家把人都排除在外，人不是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但是现在看来，把人作为生态系统一部分非常重要，了解生态系统的机制，必须要把人考虑在内，因为好多影响都是人类造成的。

　　还有就是要制定比较有效和可行的政策，也要把社会经济文化因素考虑在里面，不能想当然，否则政策是不会成功的。把人和自然考虑成一个整体，是我研究的重点。为了改善人类生活和保障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对环境进行保护，不然就没有办法。这样的例子很多。

　　中国西部很多地方环境破坏了，人就没有办法活了。中国森林砍伐的问题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1998年大洪水一发，大家才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造成大洪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长江上游的森林被砍伐了。

　　多维：你每年都会去中国做研究吗？研究的重点是什么？

　　刘建国：我几乎每年都会去中国做合作研究。在中国，我和我的合作者、博士后、学生等研究人类活动和大熊猫生存的关系，怎样改善当地人们的生活，减少当地居民对大熊猫生存环境的破坏，既能帮助当地居民，也能保护大熊猫。大熊猫是濒临灭绝的动物。过去砍伐森林对大熊猫的生存环境破坏严重，当地的人不砍树无法生存，如果我们是当地的人，也要吃，也要住，也要抚养小孩，只能利用当地的资源，怎么办呢？我们就一直在研究怎么平衡人类需求和野生动物保护。

　　多维：找到什么解决方法了吗？

　　刘建国：有些办法还是很有希望的。有个办法就是提高当地教育水平，我们这篇文章的一些思想，就是那个研究项目得来的。大熊猫保护区有人居住，人口增加快，家庭户数增加更快，要满足当地居民需求，政府提供补助措施，但是人口和家庭户数越来越多，补助不是长久之际。必须减轻人口压力，但不能强迫人家搬出去，从道义上讲不过去。根据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我们建议提高当地小孩教育质量，让当地的小孩有上中学，大学，职业学校的机会。他们读书出去了，不在当地生小孩了，人口逐步下降了，出去的对父母和祖父母经济上有一些援助，当地的人对资源的依赖性下降，对环境的影响减小。这样能同时提高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多维：您在中国有合作对象吗？有没有途径可以同中国政府合作，直接提出建议？

　　刘建国：我的主要合作者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欧阳志云教授，我们已经合作十多年。我觉得效果很不错的，很多政策已经改变。欧阳志云教授非常能干、肯干、实干。

　　他经常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把我们的研究结果告诉他们，协助政府部门制定更可行、更有效的政策。有一些政府官员，容易接受新思想，这是可喜的现象。

　　多维：看到中国这么多的环境问题，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

　　刘建国：我既不乐观，也不悲观（笑），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现在已有解决一些问题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怎么把措施落实下去，怎样去执行政策和法律。中国国家领导人和环保部门做了很多努力，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是往往没有办法贯彻下去。决定下面的领导升迁，还是看当地经济发展，看GDP.怎么能够从中央到地方把政策有效地贯彻、落实是关键的问题，而不是停留在口头，说很容易，做起来难。要找到有效方法，必须把社会、经济、人口，法律、政策，文化，环境等综合起来。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中国会创造一个环境奇迹。

　　附：《环境》一文的主要观点

　　——中国高速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老旧、低效、污染环境的技术与设备，这些技术被中国的采媒产业、水泥厂、造纸厂、化工厂广为使用。中国工业能量利用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国几乎所有的近海都被污染。

　　——淡水渔业资源因受到污染和过度捕捞的影响而消耗殆尽。品质退化。

　　——由于环境破坏造成了经济损失，社会冲突，和对人民健康造成危害。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改变，从1985年到2000年的15年间，中国家庭住户的增长速度是人口增长速度的三倍，多出了8千万家庭，是苏联和加拿大家庭住户的总和。小家庭对能源的利用效率较低。

　　刘建国原文在此：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35/n7046/full/4351179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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