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港前，就听说中大大学服务中心的中文图书馆藏在海外各中文图书馆和资料中心中首屈一指，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当代中国研究文献数据库。到了大学服务中心后，发现果然 名不虚传。不大的空间内，收藏着门类齐全的海内外中国问题研究的中英文期刊，现代中国问题研究中英文书籍，各种行业年鉴、统计年鉴、普查数据及工具书等。特别是省市 一级的地方年鉴、地方报纸和地方期刊，以及部分省、市、县乃至乡（镇）村的地方志，极具特色，称得上是大学服务中心的黄金招牌。以我所从事的乡镇企业研究专题为例， 大学服务中心所收藏的十来种乡镇企业研究的专业期刊中，绝大多数是地方性期刊，这些地方性期刊我在北京基本上没有见到过。他们所刊载的学术性文章虽然十分有限，但是 所提供的各地乡镇企业的发展现状和问题却是丰富的，有助于读者及时了解乡镇企业的发展动向。然而，两个月的访问，令我感到惊讶的不仅仅是其富有特色的馆藏，而且它为 前来这里从事研究的众多海内外学者所营造的浓厚的学术氛围，以及为学术交流所注入的强烈的社会关怀的情结，则是我久久不能忘怀的。

刚到大学服务中心，就被中心独特的午餐方式所吸引。到了中午吃饭时间，来访学者们陆续地在中心门口集合，然后一同到食堂就餐。大家买好饭菜、围坐在一起，自由漫谈也 就自动地开始了。往往围绕着某一个主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与交流。访问学者的学术背景各不相同，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学科，因而讨论内容涉猎广泛，天南地北 、包罗万象。从研究兴趣到研究方法；从调查观感到时事评论；从研究困惑到研究心得，话题大多围绕着“学术研究”这个中心向四处发散，宽松、悠闲的午餐环境为来访学者提 供了充分利用零散时间、无拘无束地相互沟通的好机会，不少学者在切磋中摩擦出了火花和研究灵感。一位来自台湾某大学、现正在攻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职博士学位的教师 告诉我，他已经多次来中心收集资料，在取得资料之外，他觉得最大的好处是能够经常保持与同仁们进行自由自在的学术交流，他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从午餐漫谈中得到启发而 确定的。我个人也深有同感，觉得两个月累积下来，眼界开阔了，从中了解到了许多在正式研讨会场合下不易涉及到的学术文化背景、学术研究策略和技巧等方面的情况，同时 增进了与海外学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这对于我今后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几位香港及海外学者对中国基层农民生活状况的深切关注和了解则让我这个从事 中国农村研究的人感到汗颜。

除了素日的午餐漫谈外，中心每周还定期为来访学者组织一至两次午餐研讨会，由这些来访学者进行专题主讲，其运作方式也非常独特。明显不同于在大陆经常看到的研讨会上 午举行、主办者提供免费午餐的形式。为保证来访学者的研究时间，同时鼓励更多的中心外的学者同仁参与，中心的午餐研讨会一般定在中午12点开始，下午2点钟前结束。参 加者自备午餐，或请中心代订午餐，主讲人可以提前半小时到场，准备材料、吃好饭。一旦研讨会开始，主讲人就要讲个不停，而参加者则是边听边吃。研讨会热烈的气氛、特 别是“批判”精神更是大陆所不及。参加者往往单刀直入、开门见山，提出各种尖锐问题，不必有任何的顾忌。来访者一般都在访问期间做一次专题讲座，我也被迫在一次以“脱 下乡镇之帽的中国乡镇企业”为题的午餐研讨会主讲，原以为没有什么人对此有兴趣，不料那场研讨会吸引了不少校内外的学者、研究生以及社会工作者参加，不大的房间坐的 满满的。我的发言刚一结束，提问便接踵而至，一个接着一个，十分热烈。有的要求我对某些问题或情况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有的询问我对乡镇企业发展一些问题的观点和 看法，有的对我建立的研究框架提出完善和修改建议，还有的则特别要害地对我研究的关注点、研究视角乃至研究结论提出质疑。我感到意外的是，海外学者更加关注乡镇企业 改制对职工与社区农民的影响而不是企业效率的变化。要给这些提问者以满意的答复或者自圆其说，仅仅有个机敏的反应度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扎实的研究功底。因此，从某种 意义上说，举办研讨会也是对主讲人研究综合水平的一次大阅兵。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几个欧美学者在会后分别找到我，肯定我的演讲内容，我不知他们是否在对我客气，但却 意外得到了一个信息，很难举行研讨会的目的就是邀请各方面的学者同仁“找毛病、挑刺儿”，提修改意见和建议，这一点与大陆盖棺定论式的研讨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在午餐研讨会之外，每年的10月至次年的5月，中心都在每周六下午组织来访学者到郊外远足。不难想象，这种方式一定是更加充满情趣和活力，更有利于激发学者的创新力和 加深相互间的了解。可惜的是，我未能有机会参加。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社会关怀情结如同无处不在的空气，充满了大学服务中心的每一个角落，它既直接体现在对港岛内外来访学者的从生活到研究的人文关怀上，同时也体现在 引导学术交流对现实焦点热点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特别关注上。

从香港回来，又匆忙赶赴北欧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在飞机上，随意翻看钱穆大师40年代写下的《湖上闲思录》，读到了钱先生关于人文科学研究特点的一段话，不禁产生了 共鸣。钱先生论述了人文科学的价值观问题后，写到，“人文科学家不应该像自然科学家一样，对他研究的对象，只发生兴趣，而没有丝毫的情感，如自然科学家般的冷淡和严 肃。所贵于人文科学家者，正在其不仅有知识上的冷静与平淡，又应该有情感上的恳切与激动。” 可叹的是，正如许多学者所意识到的，随着人文科学研究的职业化，社会科学研究与改造社会的联系日益弱化，学者志向也从18世纪和19世纪的社会承担和民族承担转向了20 世纪以来的专业承担，没有了前两个世纪学术在人生、信仰以及终极关切方面的意义 。更为不幸的是，学者一旦掉入竞争求存的漩涡，便身不由己。曾经有过的改造社会、造福人类志向往往被发表论文、著书立传以求升迁所取代，结果是不少社会科学成果失去 了社会价值。

值得庆幸的是，我此次访问的意外收获、也是最大的收获，是更加强化了个人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感，更加感到只有研究方向与时代变革的需要结合在一起，研究成果最终转化 为服务于社会进步、服务于广大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学术研究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