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下旬，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原名大学服务中心），以访问学者身份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二十多天。

中文大学座落在香港沙田一片风景优美的山坡上，内地已是霜降后的深秋时节，这里却是阳光灿烂，绿树成荫，鲜花盛开，一派绚丽多彩的亚热带风光。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是一 所为中国及世界各地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提供无偿服务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设在校内一幢颇气派的大楼田家炳楼的八、九两层。最初进入田家炳楼，看到底层大厅里通常我们 习惯于是供放毛泽东塑像的位置，高高的基座上立着一尊胸像，既非毛泽东，也非孙中山，不认识，我有些纳闷，再一看，旁边墙上嵌着中、英两种文字的金字铭牌，方知这是 捐资建此大楼的田家炳先生。后来我才注意到，在大学雅礼宾馆发给住宿者的中文大学地形图上，随处可见以人名命名的建筑，都是以捐资建楼者名字命名的。我们下榻的雅礼 宾馆“曙光楼”是一例外，那是捐资建楼的蒋震博士自己取的名字。据说捐资者会在税收方面得到政府的奖励或优惠。这种鼓励实业家捐资援助文化事业的作法，很值得内地提倡 。

第一天到中心报到并领取了中心资助的生活津贴后，中心助理主任熊景明女士首先带我顺着一排排书架浏览了他们的资料收藏，并针对我主要想看文革资料的计划，向我作了书 籍、报刊各方面的详细介绍，如哪里是记叙和研究文革的书籍，哪里是文革时期的报刊，哪些专题类书籍中可以检索到有关文革的内容，哪部分书刊可以有助于了解文革的起源 等等。不仅对所藏资料了如指掌，而且能对来访者的研究专题提供十分内行的有益建议——以后，我还常见到熊女士向新的来访者介绍收藏资料，对外国学者，她是用一口流利 的英语作介绍的。

介绍完后，问明我是否使用电脑，她给我安排了位于九层阅览厅旁配有电脑的工作间。后来我了解到，中心给每个邀请来访的学者都要配备专用工作间或专用书桌。我使用的2 号房，有可锁抽屉的书桌、电脑、一把可旋转的电脑椅和一把扶手椅，若拉起窗帘，从大落地窗可眺望远山及海湾景色。平时在工作间里看资料，作笔记，使用电脑，十分清静 ，不会受到打扰，只偶尔有一清洁工来给房间吸尘，占用几分钟时间。这在内地任何图书馆或档案馆，都是不可能有的条件。

在访问期间，我深为中心收藏资料的丰富而惊叹。除了对研究当代中国有参考价值的50000多册中文藏书和5000多册英文藏书外，他们收藏的当代中国报纸有400多种，杂志有 2000多种，中文杂志除常见的主要刊物外还包括省、市级政府机构及从属研究机构的刊物，80种香港、台湾与中国有关的期刊，并订阅有80多种与中国及亚洲研究有关的英文 期刊。许多报刊都是从50年代（有的从1949年）创刊开始就存有全套。从中心网站上的介绍可知，他们收集的报刊中，北京出版的杂志有608种，报纸有94种，上海出版的杂 志有116种，报纸有29种……西藏最少，也收藏有杂志6种，报纸3种。各类《年鉴》，他们长期订购超过800种。我因对近年来某些《年鉴》以“有偿”报道、变相广告占据了太 多篇幅而不大感兴趣，认为这样的《年鉴》收藏起来既占地方又对研究作用不大。熊女士说，他们收藏有一个原则：不以自己的喜好来代替学者选择资料。这使我深感佩服。确 实，你今天不喜欢的不等于明天就没有研究价值，书到用时方恨少，中心能把握住这一原则是很有远见的。

我因自己的研究专题，着重看了中心收藏的文革资料。其中，有当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革联合接待站编印的文革文件汇编若干卷、当年湖北省革委会印发的中央 文件汇编若干卷，前些年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教研室编辑出版的文革文件汇编三大卷……基本上襄括了文革时期起到过重要指导作用的绝大部分中央文件。还有美国哈佛大学出版 的《红卫兵资料续编》十几卷，主要是文革中的红卫兵文章、中央首长讲话、中央文件等，还有在美国出版的《新编红卫兵资料》，厚厚的20卷。全是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 派小报，北京地区的最多，有三卷是军队系统院校及文艺团体造反派组织的小报。我在这些小报中看到了许多久已想找的资料。此外，还有各个时期在大陆、香港和台湾出版的 有关文革的书籍。大陆近年出版的有关文革的书籍，我所知道的这里都有，还有些是我从未在重庆的书店看到过的（也许是发行量少，也许是发行渠道不畅），他们也买到了。 香港近年出版的两大卷《文革博物馆》图册（主要是文革时期的照片及文物图片），我以前只听说而未见到过，这次也看到了。而文革时期港、台出版的有关文革的书籍则是我 闻所未闻的，有些是当时的红卫兵、造反派的回忆和当时的研究者及时搜集整理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的价值，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不久前，我在互联网上看到过两篇记叙 广州文革中红卫兵组织的发展和广州武斗情况的文章，作者说明他在广州多年来花了许多精力搜集这方面的资料，我读后十分佩服他所作的努力，深知能写到这种程度的不容易 。但在中心收藏的文革书籍中，我却看到一本早在文革中期的1972年就已在香港出版的书，对广州文革情况作了相当详细的记叙，并在每一章后都附有当时有代表性的传单、 讲话、文件等资料。近30年前就已经有了如此详细的记载，而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却还在艰难摸索！

在中心资料收藏中，有相当部分是各地的年鉴、地方志、专业志。他们除收集全部已出版的综合类省、市、地、县、乡镇、村的新方志外，还着重收藏了财政、税务、农业、粮 食、水利、土地、交通、教育、卫生、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等专业志和大量统计资料（如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等），全都分门别类排列得井然有序，十分便于查阅（我就分 别在教育、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等专业志书中查找到了一些有关文革的资料）。使我惊叹的是，他们搜集志书的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广，工作之细。比如，重庆的志书，除去 重庆市志和各部门专业志，各市、区、县志外，我还看到了江北区华新街的街志，沙坪坝区覃家岗乡的乡志，上桥村的村志……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至于各省的县志， 我浏览了一下，有些偏远的县名我从未听说过，更不要说会想到有这本县志了。据了解，贵州省印江县的县志只印20册，他们就争取买到了一册。这种为研究者竭诚服务的精 神实在令人钦佩。

中心收藏的杂志，除近期的散本另有期刊室陈列供阅览外，以往的全部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皮面精装烫金字。不同的杂志以不同颜色封面区别，一目了然，查阅十分方便。有 的未能收齐的，就以复印件或缩微胶卷尽可能补齐。此外，他们还购有全部电子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还订有一些 网上资料，除中文网上杂志外，中心订有美国出版的网上FBIS（国外广播信息服务）及英国的SWB（世界广播摘要远东部份）。网上链接的报刊400多种及570多种中国机构网 站。除去应邀来访者专用工作间有电脑外，在中心两层阅览厅里，到处都有公用电脑，需要者随时可以免费上网查阅。

在内地查阅资料遭遇过种种不便和烦恼之后，在中心查阅资料简直可以说是享受了。这里不仅没有收费一说，还能得到十分优良的服务。这里的书籍、报刊全部开架，分类目录 在书架上标志得清清楚楚，你可以随便自取想看的书籍、报刊资料，用后可以自己放回原处，也可以放在任何一个书桌上，每天中心的工作人员会按照编号替你归还原处。若需 要复印资料，两层阅览厅里到处都摆着复印机，每天一上班就开着，随时可以使用。

令人感动的是，中心除去主任（中文大学政治行政学系主任关信基教授）和负责日常管理的助理主任熊景明外，只有七个工作人员，从资料采购、编制目录到设备维护、接待安 排来访者等，各有分工，配合默契。在这里从不会见到在内地图书馆常见的那种几个人闲得无聊围在一起议论家长里短的现象，当然更不会有对所询问的资料一问三不知或干脆 答复“找不到”的情况。还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多少都会讲英语，汉语也会讲普通话和粤语，对不同的来访者他们就可以用不同的语言交流。这在内地图书馆可能难于办到。到这 里来查阅资料，无需办任何手续，也不交任何费用（联想到国内某些有着“公益事业”名义的图书馆从借阅资料、查找图书到临时存放提包都要收费的情况，真让人感叹不已）。 唯一的要求（也并不强求）是请来访者进入和离开中心时在入口处签名登记到达和离去的时间，这也主要是为来访者着想，以免在下班关门时将在角落里埋头读书忘了时间的来 访者锁在屋里。

中心有一个颇具特色的活动项目：午餐讲演会（或叫午间讲演会）。讲演是小范围的，就是利用午餐时间，在中心的小会议室里，由中心请来的访问学者或路经中心临时来查阅 资料的学者，就各自研究的专题作一小时左右的讲演。事前中心会印发通知，到时候，中文大学（有时也有港岛内其他大学）的教师或研究生中对所讲题目有兴趣的就会前来。 可以自备午餐，也可以先登记报名，中心代为准备午餐，届时，在每个座位上就放好了一个托盘，里面摆着快餐盒饭或是三明治，外加一杯热茶，一盒多维奶之类饮料。每次有 讲演会，中心的郭女士就会很客气地一个个工作间来轻轻敲门，询问要不要参加听讲。我们当然都是不愿放过这样的机会的。一般来听讲演的，十来人到四五十人不等。人少时 ，就逐个进行自我介绍，以增进了解，以利于交流。讲演后，听讲者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甚至老外都可以举手提问，由讲演者解答，提问都是探讨性的。从提问可知，有些听讲 者对相关问题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我在那里的二十多天里，就先后有过几次不同专题的讲演，一次是上海曹锦清教授（《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作者）讲关于中原农民负担问题； 一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郭良（曾在《南方周末》发表过不少有关电脑、网络知识生动有趣的连载文章）讲互联网在中国的使用状况及影响；一次是云南来的侯明明教授讲 云南省两种发展方略的碰撞；我讲的则是文革中重庆的“全面内战”；另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谭深讲社会变迁中的大陆农民工（她追踪采访了原深圳致丽玩具厂火灾死 难女工及伤残女工的情况并进行了大量相关研究）。曹锦清教授和郭良的讲演听众最多，会议室屋里坐满了，门外还坐了一些听讲者，郭良还用了投影仪展示他的一些统计数据 、图表，听讲者中还有老外用汉语向他提了问题。中心的这种讲演会制度十分有益于学术交流。云南侯教授是临时来中心查阅资料而应邀讲演的。像他这样临时来查阅资料的人 经常都有。我在那里的第二周就有一位来自丹麦的女大学生，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来查阅了几天资料。无论来自哪里，中心都会热情接待，周到安排。

每到周末的星期六下午（上午他们还要上半天班），中心都要安排我们这些来自内地的访问学者和另几位在中文大学进修的内地学者一起去远足，他们叫“行山”（即爬山），或 到海边游玩，这也是增进学者间了解和交流的一个好机会。每次这种活动，中心主任关信基教授都亲自开车前来参加并承担接送任务，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们兴尽而归时 ，关教授还得开着自己的车（绝非公车）把我们送回住地，这真叫人感慨不已。须知，他们这样的活动并非偶尔为之，而是形成了一种长期坚持、乐此不疲的“制度”——而中心 每年都要资助内地一批批不同专题的研究人员来做访问学者，对每一批来客都要组织这样的活动。他们既不从中获取报酬，也不是哪个“上级”给他们安排的任务……

据说中心的未来目标是建成一所服务于国内外中国研究学者的“当代国史馆”和世界第一流的研究中心，我衷心希望也深信这一目标能够实现。